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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顾两位开国大将反对,陈军长执意打一仗,几年后他诚恳道歉!

历史有自己的生命,它就像一个人,既随和又自尊。——余秋雨

黄桥决战后,刘少奇南下,1940年11月2日,到达海安,同陈毅会合。

此时的中原局(后改称华中局),管辖范围内部队很多。为了统一指挥,在刘少奇建议下,陈毅负责军事,与他搭伴合作。刘少奇的规划中,苏北将是整个华中抗战的指挥部所在地以及战略大后方。苏北固,则华中兴。

然而此时,汤恩伯、李品仙所部13个师,30万大军正压向淮北、皖东根据地。东北军121师南下,从山东进抵苏北。桂军138师主力过淮南铁路,向我军逼近。

刘、陈二人商量认为,解决掉韩德勤,可以打破目前的危机局面。他们认为,韩德勤黄桥大败,主力大损,抓住有利时机,进攻兴化,一举解决韩顽,建立抗日民主的新江苏。

战前动员,陈毅指出:“此项行动胜利完成,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,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。同时,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、新四军战役、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,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。”

战役于11月29日拂晓发起,我军虽然隶属不同,齐心协力,猛打猛冲,开始即重创韩八十九军所部。韩顽守军猝不及防,溃败不支,兵力收缩在曹甸、平桥、安丰一线,以图顽抗。

曹甸镇四面有土围子,墙角筑有碉堡,墙外水壕,水深三四米,宽七八米,是个比较坚固的围子,其东南为射阳镇、沙沟、陶家林、东临安丰和水荡,北倚车桥、风谷村,西临大运河,水网密布,易守难攻。

刘、陈两位领导认为,初战告捷,韩部战斗力很弱,此时应该一鼓作气拿下曹甸,彻底消灭韩德勤。没想到,这一设想遭到两个主要将领的反对。

粟裕从军事上考虑,认为目前我军攻坚力量不足,两支部队刚会合,协同上也不利。此外,顽军虽然野战能力差,守备据点很顽强,江南水网地形复杂,不容易分割歼灭。

黄克诚一向以耿直闻名,红军时期几次提建议,他被免职打击,依然初心不改。虽然他是刚南下的“客军”,而且是下级,他依然坚决反对发动这次战役。提出了3个理由:

第一,政治气候不成熟。进攻曹甸,从政治上会造成被动。

第二,我们刚刚占领淮海、盐城地区,没有站稳脚跟,当务之急是巩固根据地;

第三,曹甸有坚固的防御体系,且是水网地带,易守难攻。

两位开国大将的建议没有被采纳,黄克诚因为倔脾气,被两位领导批评,被撤了司令职务。

12月13日,总攻曹甸作战发起,陈毅集战役、战术于一身,亲临前线指挥。12月13日19时半总攻开始,因地势平坦,河沟阻隔,韩军炮火攻击,进展不顺利。21时许,八路军突入顽军防御工事,因缺乏支援,又被迫退出。

22时许,新四军越过濠沟,突破东小圩,占领了部分阵地。韩军在东线进行反击,此时八路军没能及时配合。直到14日拂晓,曹甸东、南、西三面均各自为战,我军投入兵力不少,却未能解决战斗。

曹甸久攻不下,而且伤亡较大,只好撤退。此次战役,我伤亡共约2000人,消耗甚大,虽然歼敌数千,但是打成了消耗战。

57年后,黄炜华少将回忆这场战役,依然记忆深刻。他总结了几条原因:

一、战役发动时机不当

顽军已退守老巢,并未进攻我们。因此,我军完全可以不攻曹甸,而应转人肃清后方敌顽残余和土匪,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,巩固根据地,先把脚跟站稳。

二、战役组织指挥不严密

参战部队来自两个系统—八路军、新四军,彼此不熟悉,通讯联络不畅,战前准备不够充分,敌情地形不甚清楚。虽有统一的行动时间,但有的部队不来,在一旁观战;有的部队作战任务太重,兵力分散,既要担任主攻,又要担任打援。特别是战场纪律不严,有的部队伤亡大,不愿打了,就自行撤出战场,不通知兄弟部队。

三、战役准备仓促,具体打法不当

战役开始前,我军对敌人部署不甚清楚。兵力、工事构筑、地形水网等情况都不太清楚。北方同志多数不识水性,到了水里就成了称砣,因此对水深而宽的河流难免存在顾虑。伤兵收容也未布置好,伤兵下来往哪里送,走什么路线等都不知道。

四、水网地形复杂,利于守而不利于攻。

如果等敌人出来或把敌人吸引出来,在运动中予以消灭,将会有利得多。

这次战役以后,虽然黄克诚、粟裕唱反调,刘少奇认可两人的卓越表现,以后更加重用。

后来,陈毅从全局视角考虑,认为当时的做法欠妥当。1946年,黄克诚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时,陈毅为他送行,当着罗荣桓的面,再次诚恳地诚说:“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,请你多加原谅。例如曹甸战役,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……是我有错,向你道个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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